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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多马行传》虚构了多马前往印度传教的故事。至于为什么选择印度，是因为东方——从罗马帝国的视角看——遥远、野蛮、凶险而又人烟浩穰，对于传教者是极佳的挑战。但多马起初并不愿意接受抽签的结果，以身体虚弱为由拒绝前往印度。甚至当耶稣晚上向其显现，宽慰他不必担心时，他仍然向耶稣提议换他去别的地方，表现出与《约翰福音》中类似的怀疑和固执。不过，当多马被耶稣卖给一个印度使者并向其承认耶稣就是他的主后，多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笃定了信仰，毅然决然地前往印度宣传福音，取得了极大成就。最终，多马在印度内陆的传教过程中被当地皇帝所杀，获得了他在圣经正典中所没有的圣徒地位。
伪经不仅交代了《约翰福音》中所缺失的环节，而且赋予多马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似乎表明一个极端怀疑者完全可以成为最虔诚的信徒。也就是说，多马的疑与信就在一线之间。伪经《争战者多马》中将多马视为耶稣的孪生兄弟，有可能就是为了说明信与疑之间界线的模糊，或者信与疑两者实乃一体。这也就暗示了多马不必经过触摸，就能实现由疑到信的艰难转变。实际上，在与多马相关的五部伪经中，没有一处提及多马触摸过耶稣的身体。在莫斯特看来，这与诺斯替主义的三大原则紧密相关，即知识高于信仰、精英高于大众、精神高于物质与身体。就第一点而言，信仰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而非无端的虔信之上的，这也就为多马的怀疑提供了合理性。第二点则可以很好地解释耶稣为什么会在复活后特意为多马再次显现，以及伪经中所说的耶稣与多马的孪生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多马具有重要的地位，是门徒中的至高者，是诺斯替主义中的圣人。至于第三点，它可以成为多马没有触摸耶稣的明证，原因就在于耶稣复活的身体绝非物质性的而完全是精神性的。
与诺斯替伪经另辟蹊径不同，正统的基督教解经传统坚持正典文本的不可动摇性，从逻辑上对之做出论证和新的解释，以填补其中的空白或间隙。正统解经家一般认为，多马确实触摸过耶稣的身体，其依据主要来自使徒保罗在《哥多林前书》中关于复活的身体具有何种性质的论述。当时有人问保罗：“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哥林多前书》15: 35）。保罗在解答这个问题时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他既要说明复活后的身体与之前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又要确保复活的身体仍然还是自己的身体。在保罗看来，复活是从原有身体中的重生，它与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即复活的依然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脱离自我身体的复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复活不再是个体性的，那有何必要？为此，保罗创造了“灵性的身体”这一充满悖论的概念，与“血气的身体”形成对比：“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15: 44）“灵性的身体”既展示了与之前身体的不同，又保证了个体身体的延续。
据此，古代晚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坚称多马触摸过耶稣，其立论就在于复活的身体依然是物质性的。多马只有触摸了耶稣的身体，才能证明这种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正是经历了彻底的蜕变即复活后个体身份得以延续的基础。为此，正统的解经家特意强调了耶稣复活后，将原先带有伤痕的而不是完好崭新的躯体展示给门徒看，为的就是让他们认出自己。不过，从德尔图良到大格里高利，再到大阿尔伯特，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正统的解经传统坚持认为多马触摸了耶稣的身体，主要还是出于与诺斯替主义斗争的需要。多马在触摸耶稣身体上的众说纷纭，正是诺斯替主义乘虚而入的缺口，因此必须消除歧义。在这种语境下，多马的怀疑不是因为不信，而是一种迟疑，一种小心翼翼的探索，借以说明在神迹面前人类理性的无能为力。
及至宗教改革时期，改革派提倡打破天主教解释的传统和教会的垄断性诠释，他们更关心耶稣之言而非多马之所为，多马是否触碰到耶稣已经无关紧要。不仅如此，改革派甚至质疑多马触碰到了耶稣这一延续千年的观念。为了更好地反驳改革派，反改革派便不能重述传统的观点，他们尽可能提出新的观点，论证也更具方法论意识和论辩的条理。比如，意大利北部的反改革派领袖圣嘉禄·鲍荣茂（San Carlo Borromeo，1538-1584）就将触觉解释为一种修辞，它不仅意味着神圣的躯体接触，也意味着一种救赎的通道。所以，耶稣希望多马将手伸进他的伤口中，藉此去理解灵魂的价值和善行的美好。同样，西班牙解经家阿方索·萨梅隆（Alfonso Salmerón，1515-1585）认为，由于视觉最为完美和精确，“看”通常可以理解为所有感官的感知。也就是说，任何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理性的理解，都可以用“看”作为比喻。所以，耶稣对多马所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即是表明多马确实触到了耶稣。
无论是诺斯替主义还是基督教的解经传统，对多马故事的讨论、解释甚至争议主要以文字和口传为媒介，其受众会受到一定的局限。莫斯特指出，从十七世纪开始，怀疑者多马的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视觉文化或图像领域中，这对于无法直接阅读文本的基督徒去理解和接受多马的故事尤为重要。大格里高利认为，图像与文字一样都具有阅读价值，对不识字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绘画和雕塑在提供教导和训诫上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书面文本，它们构成了所谓的“无言之教”（muta praedicatio），在塑造信徒的道德理解力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对多马故事的视觉呈现因而是多马接受史中固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莫斯特看来，视觉媒介或图像的一个优点在于，它比模棱两可的口传话语和晦涩难懂的书面文字更有表现力，也更能打动观众。比如，在当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中，无不明确展现多马触摸耶稣的场景。一方面，多马切切实实地将手探入耶稣肋旁的伤口中；另一方面，耶稣是在引导或主动要求多马触摸自己，通常表现为耶稣抓着多马的手，将之引向自己的伤口。在西方，从中世纪到十七世纪，怀疑者多马的图像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莫斯特细致地考察了意大利和北欧各种风格的有关多马的图像，尤以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1571-1610）的《怀疑者多马》为例，从构图、透视、光线、寓意等方面对之做出了全面解读。
卡拉瓦乔的《怀疑者多马》作于1601年，其大胆的构图和人物之间的内在张力，使之足以成为后世同类画作的典范。后来的画家，如鲁本斯（1577-1640）、贝尔纳多·斯特罗齐（Bernardo Strozzi，1581-1644），在创作怀疑者多马这一主题时，最佳甚至唯一的方式就是延续或挑战卡拉瓦乔的构图。卡拉瓦乔的多马，也成为人们心中标准的版本。卡拉瓦乔的这幅画以形象地再现疑与信之间的冲突而著称。画面中，粗壮强健的多马将其遒劲有力的手指深深插入柔弱无力的耶稣肋旁巨大的伤口中，他那弓起的向前探的身体与耶稣静立的略向后倾的姿势形成强烈的反差，并在由卡拉瓦乔首创的以半身像呈现这一场景的画面中得到放大。多马那高高扬起的眉头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要表达急不可迫地求证还是固执己见的怀疑？在这幅虔敬和亵渎浑然一体的图画中，卡拉瓦乔所呈现的既不是信仰也不是怀疑，而是两者之间无法化解的冲突和不可或缺的相互依存。
疑与信之间的纠葛，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巴尔扎克的小说《无神论者望弥撒》。在这篇不长的小说中，巴尔扎克塑造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德普兰。这个“搜遍人体一切器官，并未发现那对于宗教理论至关重要的唯一的灵魂”的外科医生，“这个大无畏的嘲弄上帝的人”，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每年偷偷来到教堂，谦恭地跪在圣母的祭台前望弥撒。尽管德普兰这一矛盾的举动是为了向自己昔日的恩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布尔雅报恩，但疑与信之间并非水火般势不两立。正如德普兰所说，他愿意以怀疑论者的真诚态度，希望布尔雅的信仰能在他脑子里生根。
莫斯特指出，卡拉瓦乔的《怀疑者多马》是第一幅以多马取代耶稣居于画面正中和前景位置的作品。多马的位置变化表明，画中的故事不再关乎耶稣，而是直指多马，直指那个以怀疑著称的多马。而在此之前，不论是诺斯替主义还是基督教解经传统，信或者说战胜了怀疑的信才是诠释的核心。卡拉瓦乔将代表着怀疑的多马置于中心，显然极具挑战性。尽管不能确定这一变化是否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正在行进着的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怀疑主义在当时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立场，已不再意味着古希腊时期的那种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1641年，比卡拉瓦乔小二十五岁的笛卡尔（1596-1650）在前者完成《怀疑者多马》四十年之后，出版了《第一哲学沉思集》。在第一个沉思“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中，笛卡尔提出，除非找到根据，那么就有理由怀疑一切，特别是物质性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普遍怀疑”论。
自此，怀疑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登堂入室，将宗教、政治、科学、道德、感官认知以及其他一切权威的来源都置于其严酷的拷问下。但这种怀疑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它推动人们去发现规律，寻找合理性，挑战一切思想上的禁锢。从这种怀疑中，孕育出近代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引领人们走向一个更自由的世界。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疑窦丛生的世界里，但是与怀疑共存绝非易事，它破坏了确定性，令人焦躁，让人不安。为此，现代性强大的规训和异化能力将之推向了与其初衷相反的方向。疑成为信的他者，蛰伏在一个隐秘的阴暗角落里，等待着再次出现的时机。而多马，这个在疑与信之间挣扎的怀疑者，作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似乎在长久地提醒我们：他的怀疑就是我们的怀疑，他的挣扎就是我们的挣扎。就这一点而言，多马代表了我们。

其中，《多马行传》虚构了多马前往印度传教的故事。至于为什么选择印度，是因为东方——从罗马帝国的视角看——遥远、野蛮、凶险而又人烟浩穰，对于传教者是极佳的挑战。但多马起初并不愿意接受抽签的结果，以身体虚弱为由拒绝前往印度。甚至当耶稣晚上向其显现，宽慰他不必担心时，他仍然向耶稣提议换他去别的地方，表现出与《约翰福音》中类似的怀疑和固执。不过，当多马被耶稣卖给一个印度使者并向其承认耶稣就是他的主后，多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笃定了信仰，毅然决然地前往印度宣传福音，取得了极大成就。最终，多马在印度内陆的传教过程中被当地皇帝所杀，获得了他在圣经正典中所没有的圣徒地位。
伪经不仅交代了《约翰福音》中所缺失的环节，而且赋予多马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似乎表明一个极端怀疑者完全可以成为最虔诚的信徒。也就是说，多马的疑与信就在一线之间。伪经《争战者多马》中将多马视为耶稣的孪生兄弟，有可能就是为了说明信与疑之间界线的模糊，或者信与疑两者实乃一体。这也就暗示了多马不必经过触摸，就能实现由疑到信的艰难转变。实际上，在与多马相关的五部伪经中，没有一处提及多马触摸过耶稣的身体。在莫斯特看来，这与诺斯替主义的三大原则紧密相关，即知识高于信仰、精英高于大众、精神高于物质与身体。就第一点而言，信仰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而非无端的虔信之上的，这也就为多马的怀疑提供了合理性。第二点则可以很好地解释耶稣为什么会在复活后特意为多马再次显现，以及伪经中所说的耶稣与多马的孪生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多马具有重要的地位，是门徒中的至高者，是诺斯替主义中的圣人。至于第三点，它可以成为多马没有触摸耶稣的明证，原因就在于耶稣复活的身体绝非物质性的而完全是精神性的。
与诺斯替伪经另辟蹊径不同，正统的基督教解经传统坚持正典文本的不可动摇性，从逻辑上对之做出论证和新的解释，以填补其中的空白或间隙。正统解经家一般认为，多马确实触摸过耶稣的身体，其依据主要来自使徒保罗在《哥多林前书》中关于复活的身体具有何种性质的论述。当时有人问保罗：“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哥林多前书》15: 35）。保罗在解答这个问题时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他既要说明复活后的身体与之前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又要确保复活的身体仍然还是自己的身体。在保罗看来，复活是从原有身体中的重生，它与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即复活的依然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脱离自我身体的复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复活不再是个体性的，那有何必要？为此，保罗创造了“灵性的身体”这一充满悖论的概念，与“血气的身体”形成对比：“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15: 44）“灵性的身体”既展示了与之前身体的不同，又保证了个体身体的延续。
据此，古代晚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坚称多马触摸过耶稣，其立论就在于复活的身体依然是物质性的。多马只有触摸了耶稣的身体，才能证明这种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正是经历了彻底的蜕变即复活后个体身份得以延续的基础。为此，正统的解经家特意强调了耶稣复活后，将原先带有伤痕的而不是完好崭新的躯体展示给门徒看，为的就是让他们认出自己。不过，从德尔图良到大格里高利，再到大阿尔伯特，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正统的解经传统坚持认为多马触摸了耶稣的身体，主要还是出于与诺斯替主义斗争的需要。多马在触摸耶稣身体上的众说纷纭，正是诺斯替主义乘虚而入的缺口，因此必须消除歧义。在这种语境下，多马的怀疑不是因为不信，而是一种迟疑，一种小心翼翼的探索，借以说明在神迹面前人类理性的无能为力。
及至宗教改革时期，改革派提倡打破天主教解释的传统和教会的垄断性诠释，他们更关心耶稣之言而非多马之所为，多马是否触碰到耶稣已经无关紧要。不仅如此，改革派甚至质疑多马触碰到了耶稣这一延续千年的观念。为了更好地反驳改革派，反改革派便不能重述传统的观点，他们尽可能提出新的观点，论证也更具方法论意识和论辩的条理。比如，意大利北部的反改革派领袖圣嘉禄·鲍荣茂（San Carlo Borromeo，1538-1584）就将触觉解释为一种修辞，它不仅意味着神圣的躯体接触，也意味着一种救赎的通道。所以，耶稣希望多马将手伸进他的伤口中，藉此去理解灵魂的价值和善行的美好。同样，西班牙解经家阿方索·萨梅隆（Alfonso Salmerón，1515-1585）认为，由于视觉最为完美和精确，“看”通常可以理解为所有感官的感知。也就是说，任何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理性的理解，都可以用“看”作为比喻。所以，耶稣对多马所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即是表明多马确实触到了耶稣。
无论是诺斯替主义还是基督教的解经传统，对多马故事的讨论、解释甚至争议主要以文字和口传为媒介，其受众会受到一定的局限。莫斯特指出，从十七世纪开始，怀疑者多马的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视觉文化或图像领域中，这对于无法直接阅读文本的基督徒去理解和接受多马的故事尤为重要。大格里高利认为，图像与文字一样都具有阅读价值，对不识字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绘画和雕塑在提供教导和训诫上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书面文本，它们构成了所谓的“无言之教”（muta praedicatio），在塑造信徒的道德理解力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对多马故事的视觉呈现因而是多马接受史中固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莫斯特看来，视觉媒介或图像的一个优点在于，它比模棱两可的口传话语和晦涩难懂的书面文字更有表现力，也更能打动观众。比如，在当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中，无不明确展现多马触摸耶稣的场景。一方面，多马切切实实地将手探入耶稣肋旁的伤口中；另一方面，耶稣是在引导或主动要求多马触摸自己，通常表现为耶稣抓着多马的手，将之引向自己的伤口。在西方，从中世纪到十七世纪，怀疑者多马的图像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莫斯特细致地考察了意大利和北欧各种风格的有关多马的图像，尤以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1571-1610）的《怀疑者多马》为例，从构图、透视、光线、寓意等方面对之做出了全面解读。
卡拉瓦乔的《怀疑者多马》作于1601年，其大胆的构图和人物之间的内在张力，使之足以成为后世同类画作的典范。后来的画家，如鲁本斯（1577-1640）、贝尔纳多·斯特罗齐（Bernardo Strozzi，1581-1644），在创作怀疑者多马这一主题时，最佳甚至唯一的方式就是延续或挑战卡拉瓦乔的构图。卡拉瓦乔的多马，也成为人们心中标准的版本。卡拉瓦乔的这幅画以形象地再现疑与信之间的冲突而著称。画面中，粗壮强健的多马将其遒劲有力的手指深深插入柔弱无力的耶稣肋旁巨大的伤口中，他那弓起的向前探的身体与耶稣静立的略向后倾的姿势形成强烈的反差，并在由卡拉瓦乔首创的以半身像呈现这一场景的画面中得到放大。多马那高高扬起的眉头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要表达急不可迫地求证还是固执己见的怀疑？在这幅虔敬和亵渎浑然一体的图画中，卡拉瓦乔所呈现的既不是信仰也不是怀疑，而是两者之间无法化解的冲突和不可或缺的相互依存。
疑与信之间的纠葛，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巴尔扎克的小说《无神论者望弥撒》。在这篇不长的小说中，巴尔扎克塑造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德普兰。这个“搜遍人体一切器官，并未发现那对于宗教理论至关重要的唯一的灵魂”的外科医生，“这个大无畏的嘲弄上帝的人”，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每年偷偷来到教堂，谦恭地跪在圣母的祭台前望弥撒。尽管德普兰这一矛盾的举动是为了向自己昔日的恩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布尔雅报恩，但疑与信之间并非水火般势不两立。正如德普兰所说，他愿意以怀疑论者的真诚态度，希望布尔雅的信仰能在他脑子里生根。
莫斯特指出，卡拉瓦乔的《怀疑者多马》是第一幅以多马取代耶稣居于画面正中和前景位置的作品。多马的位置变化表明，画中的故事不再关乎耶稣，而是直指多马，直指那个以怀疑著称的多马。而在此之前，不论是诺斯替主义还是基督教解经传统，信或者说战胜了怀疑的信才是诠释的核心。卡拉瓦乔将代表着怀疑的多马置于中心，显然极具挑战性。尽管不能确定这一变化是否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正在行进着的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怀疑主义在当时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立场，已不再意味着古希腊时期的那种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1641年，比卡拉瓦乔小二十五岁的笛卡尔（1596-1650）在前者完成《怀疑者多马》四十年之后，出版了《第一哲学沉思集》。在第一个沉思“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中，笛卡尔提出，除非找到根据，那么就有理由怀疑一切，特别是物质性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普遍怀疑”论。
自此，怀疑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登堂入室，将宗教、政治、科学、道德、感官认知以及其他一切权威的来源都置于其严酷的拷问下。但这种怀疑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它推动人们去发现规律，寻找合理性，挑战一切思想上的禁锢。从这种怀疑中，孕育出近代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引领人们走向一个更自由的世界。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疑窦丛生的世界里，但是与怀疑共存绝非易事，它破坏了确定性，令人焦躁，让人不安。为此，现代性强大的规训和异化能力将之推向了与其初衷相反的方向。疑成为信的他者，蛰伏在一个隐秘的阴暗角落里，等待着再次出现的时机。而多马，这个在疑与信之间挣扎的怀疑者，作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似乎在长久地提醒我们：他的怀疑就是我们的怀疑，他的挣扎就是我们的挣扎。就这一点而言，多马代表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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